作者：陶成奔
张宏杰这一类书，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不朽的价值观支撑，还有温暖的人性观照和有个性的表达，于我们有趣、有益、有关。
——张越
乾隆年间，发生了至少两起因为讨要冷猪肉而引发的惨案，而讨要冷猪肉的，一个是三朝元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机大臣张廷玉，另一个则是一代鸿儒、理学大家、官至大理寺正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院长）的尹嘉铨。
首先是张廷玉的惨案。雍正皇帝去世前留下遗嘱，给张廷玉以“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的殊荣，也就是去世之后可以把排位摆到太庙，接受皇室后人的祭祀，跟先皇帝一起分享冷猪肉。张廷玉向乾隆皇帝申请退休后，担心皇上逐渐把这事忘了，思前想后，于是豁出老脸，连夜进宫，乞求皇上降下谕旨确认这事。乾隆皇帝强忍着心中的不快，写了一首给他“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先皇遗诏惟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先皇的遗诏，我自然会遵守，但这事是对是错，随后人评价吧。但起码也算是 “保证书”了，得到皇帝保证的张廷玉心满意足，回家美美的睡了一大觉，没有在第二天一大早入朝“谢主隆恩”，而是让儿子代劳，这个的疏忽差点给他引来了杀身大祸：乾隆认为，张对今上没有丝毫感情，愿望达成之后，连皇上的面都不愿见了。少小离家老大回，风光无限、位极人臣，脑海中曾经无数次回放“衣锦还乡”场面的张廷玉，最后的结局是：被削了爵位和配享资格，灰溜溜地回了祖籍老家，地方大员为了避嫌，没有一人出面迎接。后来，张又因为姻亲案件牵连，乾隆皇帝命人以收缴皇帝赏赐之物为由，把他家里抄了个底朝天，家中所有有文字的东西，包括藏书、信件、日记、便条，全部被抄走，以便“看其是否有对今上怨望之词”。好在这位修炼了一辈子臣术，在文字狱的高压下平安走过几十年钢丝的阁老，已经谨慎成精，没有留下一字官场回忆录，数百封私人信件中，“没有一字涉及政治，没有一字对朝政的品评，没有一字涉及政治机密。”自此才逃过身首异处的劫难。张廷玉去世后，以“宽仁之主”为己任的乾隆皇帝，仍然让他配享太庙。被皇帝反复折磨之后，太庙里的冷猪肉，终于又摆到了张廷玉的面前。尹嘉铨的惨案则是因为他为去世了三十年的父亲讨要跟孔子一起吃冷猪肉的资格。已退休的尹嘉铨先是请求乾隆皇帝把当年褒奖父亲的御诗挑出两个字作为“谥号”，被乾隆以"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治罪……"拒绝后，尹嘉铨又上了一道奏折，罗列了“我朝”几位理学名臣，请求乾隆皇帝让这些人“从祀孔庙”，陪孔夫子一起吃冷猪肉，其中结尾就有一句“至于臣之父亲尹会一，既然曾蒙皇上御制诗章褒嘉其孝行，则已在德行之科，自然亦可以从祀……”尹嘉铨没有等来孝子的嘉奖，等来的，是京城和山东来的要员将他“锁拿入京” 交刑部审讯，查抄了他在山东和北京的住所，销毁他的所有著述、收藏和写过序跋的藏书，以及撰写的碑文，并被定为死罪，后来乾隆皇帝又“大发洪恩”，才免于一死。这两起为了冷猪肉引发的惨案，是乾隆年间官场的一个缩影：皇帝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官员谨小慎微，稍有不慎，就大祸临头。其实这样的官场现象不光是乾隆年间，也不光大清王朝，中国所有的专制时期，官场大抵如此，因为专制皇权其实就是剥削天下的权力，可以集中天下之力办任何自己想办的大事，这把龙椅实在诱人，这就决定了它无时无刻不在被觊觎当中，而所有窥伺皇权的想法，都必须扼杀在萌芽中。只不过乾隆时代达到最盛，传统士大夫的脊梁已经完全被皇权驯服，沦为皇帝的奴才。除了官场达到“最盛”，乾隆时期的盛世局面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不妨跟着作者去一探究竟。
前面两个因为讨冷猪肉引发的惨案也属于文字狱的范畴，只不过，这两人，下场似乎还不算特别悲惨，这也是乾隆年间文字狱的一大特征：由于康熙雍正时期的高压统治，传统士大夫、官员已经被收拾的服服帖帖，到乾隆一代，偶尔酿一桩震动天下的大狱，敲打敲打这些人，让他们长点记性，就足够了。
乾隆皇帝花大力气打击的，是那些底层的小知识分子、勉强识文断字的半文盲，甚至胡言乱语的精神病患者，他称之为“刁民”。传统的中国社会，底层知识分子上书言道是常事，也是很多进身无路的读书人出将入相的一条门路，比如苏秦、张仪、东方朔，以致进献歌功颂德文艺作品的杜甫（《三大礼赋》），对于这些“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 ，不甘心放弃致君尧舜宏大理想的人，乾隆一朝下起手来却绝不手软。广西平南一位叫吴英的老秀才给地方布政使递“策书”，尽管“文章层次清楚，文字明晰，端庄小楷，字迹娟秀”，而且从内容上看，有数据、有分析、有办法。“一个老知识分子关心家国的拳拳之意跃然纸上。”布政使上奏的处理方案是“生逢盛世，不知安分，妄递策书，有指责朝政之处，殊殊丧心病狂……应以大逆罪，凌迟处死。”最后皇帝做出如下决定：如广西巡抚所拟，吴英凌迟，家族中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发配为奴。此外，皇帝又发仁慈：家族中其他男子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此外，乾隆皇帝还重点打击 “越级上访”，传统中国，因为法治不昭，百姓遭受奇冤完全依靠“青天大老爷”，一旦遇到地方势力刻意打压或者不作为，则申诉无门，只能进京上访甚至告御状。但是，作为一个力图以权力笼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钟爱的是秩序和稳定，最恐惧的是底层民众的自发性。他认为国家政治的运转一定要在严格的政治纪律基础之上，百姓有了冤屈，应该按规定层层上访，不应该直接进京，甚至告御状。“这些人眼神里透露的都是执拗和不驯服，敢于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于跟皇帝眼睛对视，可见平日就非安分守己之辈，若沧海横流，就会铤而走险。”乾隆时代固然创造了空前的社会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那么生活在这个“盛世” 之下的小民的生活是怎么样一副画面呢？在书序言里，一位到访的英国使团成员巴沙这样写道“清王朝雇佣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船上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这些人都如此消瘦，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在船行到内河时，官员强征大批百姓来拉纤……为了找到替手，官员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拉起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生活在自己国家里的中国人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他们普遍更胆小，更缺乏自尊心，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这个盛世对于小民，如鲁迅所说，可能只是一个“坐稳了奴隶”的盛世。在这个盛世里，只有生存，没有生活，只能有肠胃，不能有头脑。
有人说“越缺什么，就越在乎什么”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大清一直都很注重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塑造，而这个合法性遇到的最大困境就是“华夷之辩”基础之上的正统观。为此，乾隆皇帝认识到，为臣民御制一部标准的历史教科书，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构建和修改一个民族的记忆，是最高明的武器。于是他指导大臣编成《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从“天下一家”和“大一统”的角度重建新的正统观，论证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强调谁建立了大一统，谁的政策有利于百姓，谁就是自然的正统。他从《春秋》找到依据：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强调“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乾隆还便《大义觉迷录》，为大清的合法性辩解“明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截取家财，赶出明之主人者。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自古得天下之正者莫若我朝。”
此外，乾隆皇帝大力收缴民间藏书，先是以官修丛书为由，号召全国上下献出珍藏图书，在收到的大批图书“竟无一字违碍”后，他不再隐晦自己的意图，通过一场大狱来制造恐怖，发起一场全国性的“禁书运动”。一位落魄的老举人王锡侯，编了本《字贯》，里面提醒读者书写要学会避讳，比如写文章时遇到“雍正”、“弘历”等字，一定不能写全，应该少些一笔，或者改用其他字。这本是好意，皇帝的阅读后的处理决定是“此实大逆不法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判王锡侯凌迟处死，后皇帝发洪恩，改为斩立决，子孙斩监候，妻女被卖为奴。而办案不力，忽略这些“重要字眼”的官员海成，也被削官，判斩立决，后改为斩监候，并牵连其他地方官。这一杀一儆百的举动，使全国都被调动起来，地方官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把禁书当最核心的任务来抓，广贴告示，恫吓藏书之人“贻累及身，更累及于子孙”。这些地方官充分发挥创造性：将全省教职人员分派回老家，深入各自亲戚家里，乃至穷乡僻野的农民家中“因亲及友，细加访寻检查”并将缴书成绩作为升官依据。乾隆时期的禁书标准，禁忌繁多，如：胡、夷狄、犬戎、女真、女直，甚至一个“满洲”、“辽东”的地名，都在忌讳之列。很多官员在宁左勿右的考虑下，“但凡稍涉违碍，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收缴，一律送毁”，风声鹤唳之下，防止惹祸上身，每个家庭都进行了严格的自我检查，刨地三尺，消灭了家中藏书和所有自认为不安全的文字。
自上位开始就“睥睨千古，无足当意者”的乾隆皇帝，在他眼里，历代合格的皇帝只有三个：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然而文帝虽贤，却不善用人，仁宗虽仁，却魄力不足”，他的目标，是要超越唐太宗，成为中国历史第一人。
1、驭臣之术上，到他统治时期，大臣们被收拾的服服帖帖，几乎完全杜绝了困扰历代君王的权臣、朋党、宦官、女人干政；2、社会治理上，由于玉米、番薯等高产农作物的推广种植，作为盛世的“硬指标”之一的人口数量，在他统治的那半个多世纪，足足增长了一倍，“养活了”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3、在仁爱方面，虽然对“刁民”极其苛刻，轻罪重罚，但是对于那些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视为赤子，乾隆五十年全国性灾荒，乾隆“如伤在抱”，用来赈灾的银两占当年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还多，乾隆前20年的统治，用漕粮赈灾就达一千三百多万石，而整个雍正一朝，用于赈灾的漕粮总共才二百九十万石，宽厚仁义之君名副其实；4、从工作能力上看，乾隆“每天卯时（六点）而起，进早膳，然后批阅奏折，召见公卿大臣，直到中午。晚膳后继续处理奏折，或读书写字作诗，直到夜半”，而且这个习惯从他登基到离世，六十多年几乎没有变化，可谓勤勤恳恳，一代劳模；5、在武功方面，他力排众议，主动出击，解除了准噶尔汗国长期以来对大清的威胁，完成了康熙以来三代皇帝七十多年的心愿，把天山南北以及巴尔喀什湖一带纳入大清版图；6、从皇位传承来看，他主动“退休”当太上皇，并通过禅让制的方式确立皇位继承人，使权力平稳交接，这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前无古人，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然而，当“雄才大略”的乾隆大帝为他的“中国第一人”的梦想踌躇满志，呕心沥血，同时也志得意满的时候，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呢？
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论法的精神》，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分权与制衡理论。世界大潮已经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乾隆二十年（1755年），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1780年，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1784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而乾隆六十年的会试，各省上报的80岁以上参试者116人，实际参加者92人。乾隆三十年（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英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两年后，美国通过《人权法案》，1796年，华盛顿结束了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拒绝继续连任，回到维农山庄园酿葡萄酒。“乾隆盛世，是一个逆时代潮流的产物。”方向错了，开历史的倒车，即使如乾隆这样“千古第一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力挽狂澜，也是枉然。更不遑说螳臂的力气越大，用力越猛，“历史”这辆大卡车前进的阻力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