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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书馆读书推荐11 ||“Obsession with China”背后的人生 ——张新颖《九个人:新文化运动晨曦时刻的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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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推荐│11期

“OBSESSION WITH CHINA”背后的人生

——张新颖《九个人:新文化运动晨曦时刻的儿女》

西乡书馆 ┃ 读书使人心明眼亮

作者:林建刚

“Obsession with China”是海外文学史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一个精辟论断。这一论断,在翻译成中文时发生了一些变化,人们将“Obsession with China”翻译成“感时忧国”,此后又演变成“家国情怀”,某种程度上,这就使夏志清的这个论断表面化与肤浅化了。
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读了张新颖的新书《九个人:新文化运动晨曦时刻的儿女》。众所周知,张新颖这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沈从文研究,相继出版了《沈从文的后半生》与《沈从文的前半生》两部著作,将沈从文研究推向了一个新境界。可以说,这本《九个人》可谓他研究沈从文的副产品,书中提到的九个人大多都跟沈从文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九个人分别是: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路翎、穆旦、萧珊、巫宁坤、李霖灿、熊秉明。
黄永玉是沈从文的侄子,贾植芳与路翎是左翼作家,与沈从文的文学理念有冲突之处,其他五位,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与沈从文有师生之谊。从思想层面来统观这本书,书中一以贯之的线索乃是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之际的人生抉择及以后的人生命运。
先说沈从文,在时代变革之际选择了留下,在相对压抑的氛围中,多次自杀。他放弃了手中的笔之后,选择了另外的职业。
再说黄永玉。1950年代初期,留在香港的黄永玉处在观望之中,此时,他多次接到表叔沈从文的来信,信中劝他回大陆。对此,在《黄永玉先生聊天记》中,张新颖问了一个问题:“黄先生,沈从文四九年、五零年已经过的很不好了,为什么还写信让您回来呢?”对此,黄永玉的回答是:“沈从文是很超脱的,他已经超脱自己遭遇之外。”言外之意,为了国家强大,沈从文觉得牺牲一点个人自由无关紧要。这一观念,普遍存在于中国现当代作家群体当中。最终,黄永玉听从表叔沈从文的劝诫,回到了大陆。此后的人生历程,黄永玉的《答客问》中写的很清楚:

大雨缝里钻出来,

没有湿。

绞肉机中走出个完整的我。
与沈从文黄永玉叔侄比起来,贾植芳与路翎早就是革命作家中的一员,革命胜利之后,他们绝没有去留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革命的功臣。不过,由于他们在文学观念上跟胡风走的比较近,结果也遭殃了。
西南联大的那五位,在人生选择上有所不同。萧珊选择了留在大陆。毕竟,某种程度上,巴金的选择就是萧珊的选择。穆旦与巫宁坤在1950年代初期都在美国求学,最终,他们选择离开美国回到大陆。李霖灿则到了台湾,熊庆来的儿子熊秉明选择留在法国,继续自己的艺术生涯。他们每个人的选择背后,都有自己的思想动因。在《穆旦在芝加哥大学——成绩单隐含的消息及其他》一文中,张新颖解释了穆旦为何要回来。从成绩单上可以看出,穆旦在芝加哥大学的成绩不是很好,尤其是美国文学史的成绩为C,这位西南联大英文系的高材生怎么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英文系学生穆旦还选修了俄文课,两门俄文课的成绩全都是A。成绩背后,其实蕴含着穆旦的政治倾向。他对美国的敌视与对苏联的热情,都是穆旦思想倾向的具体体现。这种思想倾向,是穆旦回国的重要动因。巫宁坤的情况,与穆旦大体类似,最终,在赵萝蕤的盛情邀请下,巫宁坤回到了大陆。
其实,除了李霖灿因为迷恋台湾故宫博物馆的国宝去了台湾之外,迷恋艺术的熊秉明也差一点离法回国,看到自己的好友王道乾、吴冠中相继回国后,熊景明在内心深处,进行了数次的“天人交战”,要不是因为雕刻还未学成,估计他也会踏上回国的轮船。
可以说,时代之际的中国的作家与艺术家,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回到大陆,这与当时一些科学家的做法迥然不同。巫宁坤坐船回国时,李政道送行。巫宁坤劝他一起回国,李政道拒绝了。李政道如此,杨振宁亦如此。可以说,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在当时的选择与中国科学家的选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缘何如此呢?
这就要回到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关于“Obsession with China”的论断了。香港文学史家陈国球重新审视了这一概念的翻译问题,他说:
“Obsession”一词在英文中包含有比较复杂的感情,但“感时忧国”就完全是歌颂爱国精神的正面意思了。这就启发我重读了《中国现代小说史》。我发现,在夏志清那里,“obsession”显然不是完全正面的。他讲“Obsession with China”,有一种认为绝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都把自己的感情过于陷溺在对于中国的迷思当中的意思。而在他的整个论述中,得到更高评价的明显是那些可以从对于民族国家的迷思中超越出来的作家。他认为这种对于中国的迷思,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包袱。
可以说,陈国球对夏志清这一概念的解读,是令人深思的。穆旦、巫宁坤等人,由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故而他们身上多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情感,朴素又宝贵,令人肃然起敬。不过,这类丧失个体沉溺于集合概念的理念,也很容易失去自我,进而失去个人自由。
幸而,在经历了劫难之后,这些最聪明的头脑,都进行了反思。穆旦在晚年的诗中反思了自己的人生抉择,是最早开启反思的诗人。巫宁坤后来以回忆录传世,他的回忆录《一滴泪》叙述了一代人“归来、受难、幸存”的人生历程。熊秉明的好友王道乾在老年重新喜欢上了青年时代迷恋过的蓝波,他翻译的杜拉斯的《情人》也成为了一代文艺青年心中的经典译本。黄永玉用“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来形容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可以说,在经历了自我的丧失之后,这一代杰出的头脑又重新找回了自我。
家国情怀之外,这本书也有许多对现当代作家的经典刻画。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如果穿越到魏晋时代,或许都能入《世说新语》。书中,既刻画了沈从文的文化自信,又描述了萧乾的尊严。既有对钱钟书风骨的刻画,又有黄永玉乐于助人式的自嘲。下面简单叙述几则,管窥见豹。
1975年,沈从文在整理杂文时,发现了自己未曾毁灭的手稿《一个人的自白》第一页,他将其交给忘年交王㐨,说:“这个放在你处,将来收到我全集里。”搁笔26年之久的沈从文,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坚信未来的人们在将来会给他编全集,这种文化自信,并不是每个作家都会有的。
在跟张新颖聊天时,黄永玉说到了萧乾,他说:

“萧乾这个人哪,非常有意思。……香港《大公报》晚上开夜班,一看九点钟,抽屉打开,一瓶一瓶的药,开水,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落魄了,做右派了,穷了,到街边买处理的水果,一半是坏的,买回来,洗干净,把坏的切了,用布摆好,刀、叉、餐巾、一一摆好。”

在低人一等的日子里,作为知识分子的萧乾,努力吃好喝好,这绝非摆架子,这也是在守护人的人格尊严。
书中还提到了钱钟书拒绝开会的故事。社科院让钱钟书参加一次人民大会堂的宴会,通过办公室专门通知他去赴宴。结果钱钟书说:
‘我不去。’
‘上级,江青同志让你去的。’
‘我不去,我很忙,我现在工作很忙。’
‘那我可以可以说你身体不好?’
‘不,我身体很好啊!’
对钱钟书,学界多认为他以“默存”的方式度过了三十年,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不过,事情或许还有另一面。在事关知识分子节操方面,钱钟书从来没有含糊过。一个未害过人并以消极自由的方式度过漫长岁月的人,值得后人钦佩。
当然,书中还有“老顽童”黄永玉的自嘲。这一自嘲也是耐人寻味的。简述如下:
在挨整下放的岁月里,黄永玉成为了草药组组长。这段经历帮助他救过人。改革开放后,他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座教堂旁边画画,结果教堂里一位老太太突然晕倒,脸都绿了。黄永玉根据做草药组组长的经历,给这位老太太又是推拿,又是按摩。终于救了这位老太太。老太太出院后,要送钱给黄永玉表示感谢,对此,黄永玉婉言谢绝。
给张新颖讲完这个故事后,黄永玉说:“我不像雷锋,雷锋做了好事,就写在日记上面,我呢,修养很差,我到处跟人讲,而且我还要告诉我的朋友,我这个修养很差。那是快乐,那是高兴哪。”

雷锋的做好事不留名与黄永玉的做好事到处宣扬,恰成鲜明之对照,也可以看出时代之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