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书馆读书推荐32 || 考辨与争鸣——读席云舒《胡适考论》

作者：林建刚

近年来，席云舒在胡适研究领域，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本《胡适考论》，就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现。

席云舒的学术研究之路，类似于南开大学教授李新宇。一开始，两人都是诗人，后来随着年纪渐长，写诗的兴致少了，写史的兴趣大了，李新宇为了研究中国现代诗歌史，在1980年代开始系统翻阅《新青年》，结果被《新青年》杂志中所传达的思想所吸引，进而开始有研究五四时代的文学思潮，并逐渐走向鲁迅研究。席云舒在放弃写诗之后，成为了出版社编辑。为了编辑简体版的《新青年》，他以极大的毅力逐字逐句将《新青年》杂志的所有文字录入了电脑。下了这番苦功夫之后，在通过《新青年》进入了五四之后，与李新宇不同的是，席云舒并未选择鲁迅，而是选择了胡适。

改革开放以来，胡适研究一直是学界热点之一。改革开放初期，研究主要集中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与意义，侧重于重新认定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领袖地位。1990年代末期，胡适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在此情形下，不仅胡适本人的自由主义理念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且他主编的《努力周报》、《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杂志，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在此基础上，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人们热衷于重新审视这些人的学术史价值与思想史价值。在此前后，“胡适还是鲁迅”的争论，让胡鲁思想异同之比较，也成为学界热点。21世纪之后，关于胡适的生活史、情感史、交游史等等，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说，在胡适研究方面，前辈学者大体都有所涉猎，要在胡适研究方面推陈出新，谈何容易？席云舒在进入胡适研究领域时，一定有过这方面的顾虑。不过，他找到了胡适研究的一把新钥匙，那就是通过研究胡适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来进入胡适研究。可以说，这一研究角度的转换，极大的推进了胡适研究，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研究资料的发掘与整理。胡适关于中国文艺复兴思想的论述，大多都是英文史料。为此，席云舒在收集胡适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论述时，先是发掘了大量的英文佚文，数量有上百篇之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创获。第二，在搜集整理佚文之后，通过胡适“中国文艺复兴思想”这一角度重新审视胡适在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小说史考证方面的贡献。这里，既有研究视角之转变，又有研究方法之创新。第三，胡适“中国文艺复兴”思想的形成，从1917年留学归国开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与台湾的演讲为止，经历了数十年的思想演变过程。从胡适关于“中国文艺复兴”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适思想的变迁史。

具体到席云舒《胡适考论》这本书，主要由六篇文章构成。这六篇文章，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学术考辨类，另一类是学术争鸣类。

先说学术考辨类文章。《康奈尔大学胡适的成绩单与课业论文手稿》与《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初探”》均属此类。众所周知，胡适是有考据癖的学者，《康奈尔大学胡适的成绩单与课业论文手稿》一文完全是“以胡解胡”，即按照胡适学术考证的方法来考据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时期的课业选修情况。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以前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胡适留学日记》与《康奈尔大学校刊》基础之上。席云舒根据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助手阿特金森女士于2014年发布的胡适的“成绩单”，重新考证了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求学时选修的科目情况，属于对历史事实的重新认定与考辨。不特如此，胡适在求学时期写下了大量的课程论文，这些论文的写作时间，是前人并未涉及的领域。在考证了胡适选修这些课的时间之后，这些英文论文的写作时间也就可以大体确定下来了，这就大大推进了胡适研究的深入。《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初探”》一文也建立在学术考证基础之上。前人研究胡适的文艺复兴思想，大都建立在胡适1933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哈斯克讲座”上的六次演讲基础上，资料并不完备。席云舒则找到了大量的新资料，这些新资料大都涉及胡适对“中国文艺复兴”的论述。这一建立在新材料基础上的学术研究，不仅为胡适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而且还凸显了胡适在文艺复兴这一主题下的思想变迁。可以说，席云舒的这一类研究文章，建立在“史学即史料学”的基础之上，新史料与新阐释兼具，精彩纷呈。

再说学术争鸣类文章。《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与《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属于此类文章。《论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一文，争鸣的对象既有严家炎，又有王德威。严家炎认为，黄遵宪早在1887年的《日本国志》里提出了“言文合一”的主张，故而他将现代文学的发端提到1887年。针对这一点，席云舒指出，晚明的公安派的思想主张中就有“言文合一”，追根溯源的话，汉代王充的《论衡》中也有类似主张，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将现代文学的发端提前到一千八百多年以前的汉代？在席云舒看来，黄遵宪、梁启超这些白话文提倡者，其提倡白话文的目的在于开启民智，启蒙民众。这一将白话文工具论的思路，仅属于思想变革之范畴，而胡适的文学革命的目的是以白话文全面取代文言文，其起始目标是文学形式的革命，不过，这一文学形式的革命必然带来思想的革命。故而胡适的主张无疑更彻底且更完满。因此，现代文学的起点不应追溯到晚清，还是应该以1917年胡适陈独秀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作为起始点更为合适。此前，学界有人提出“胡适的文学革命是进步的，而整理国故则是保守的”学术观点，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再次重点阐释了列文森所说的“胡适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面向传统”的观点。对此，席云舒认为，胡适的文学革命，尤其是《尝试集》，体现的是他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而“整理国故”体现的是他的“历史的证明”的方法论。因此，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典型体现了胡适思想的不同面向，两者不可割裂。毫无疑问，这一论述，是切中肯綮的。同样的，在《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一文中，席云舒针对过去十多年来的“反思现代性”所体现出的三种倾向进行了学术争辩。针对“理性的膨胀”给人类带来消极后果的看法，他认为胡适所提倡的“人文与理性”的中国的观点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值得深思。

学术考辨类文章，体现了席云舒的勤奋，用胡适常说的话来说，那就是“功不唐捐”；学术争鸣类文章，体现了他的勇气。用胡适常说的典故来说，那就是“半肯半不肯”。有人问洞山:“你肯先师也无？”(赞成老师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 通过席云舒的这本书，我们也看到了胡适对他的影响，这也是研究者受研究对象所影响的具体体现。

本期编辑：廖春莲